在宁夏固原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“固原传统建筑营造技艺”的传承人马振仁老师的工作坊内，木材的清香与年轻人的身影一样稀薄。这位固原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的守护者，道出了无奈的现实：“这几年招来的年轻人，待的时间最久的不过三个月。”起初，年轻人们对榫卯、斗拱、彩绘等传统技法充满好奇，眼中闪烁着求知的光芒。但当真正拿起工具，学习“一尺四寸五”“冲三翘四斜半椽”等传统口诀时，热情很快被日复一日的艰苦训练所消磨。“他们说自己不是这块料，吃不下这个苦。”马振仁的叹息中，藏着中国大多非遗项目共同面临的困境。

　　在浙江泰顺，药发木偶唯一的国家级传承人周尔禄已年过八旬，省级传承人陶细荣也年过半百，他们面临的是相同的尴尬处境：“除了自己的孩子，几乎没人愿意学。”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傩戏传承人龙开春的处境同样令人揪心：“跳傩戏现在还没发展到能走出去，没法靠这个为生。”他教过的徒弟前前后后有一百来个，如今傩戏班子只剩二十多人。陕西社火传习所也因“缺乏资金来源、缺少传承人”被迫关停……

　　这些非遗项目就像一扇扇正在关闭的文化之门。数据显示，我国10多个省份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超过65岁，其中半数在70岁以上。更令人忧心的是，有些省份一半以上的国家级非遗项目甚至没有国家级传承人。当传承人老去，技艺也随之凋零——这不是危言耸听，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。

　　年轻人为何远离非遗？

　　经济收益与付出失衡首当其冲。社火老艺人肖东忙说得直白：“社火表演不赚钱，也就没人学、没人演，‘赔钱赚吆喝’的事谁愿意干？”调查显示，超过半数的年轻人认为非遗“难以转化成经济效益，可持续性不足”。一面是苦学非遗技艺的学徒，数年时光里只能拿到微薄补贴，甚至无偿学艺；一面是城市生活的经济压力，这种落差让许多年轻人望而却步。

　　学习周期与当代生活节奏的冲突同样尖锐。马振仁从1981年随师学艺，历经数十余年才精通大木作、斗拱制作等全套工艺。而在“快节奏”成为时代标签的今天，年轻人很难有耐心去打磨一门需要“长时间浸润”的技艺。泾县油布伞的制作需要12道大工序、88道小工序，一周才能完成一把——这样的时间成本，与追求即时满足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。

　　面对如此困境，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们也在力图搭上新技术的快车。马振仁利用3D打印技术，批量打印标准化构件，让人力获得“解放”转而更专注于雕刻的核心技术，机械化生产与传统工艺的共生正在这里萌芽，让工作坊借助研学基地项目，每年吸引近三万名师生游客前来体验。池州学院则把课堂搬进非遗工坊，学生们设计的傩戏书签、青阳腔茶具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国……当非遗与现代技术、宣传和营销渠道“嫁接”在一起，它就不再“曲高和寡”。

　　政策层面也在寻求突破。四川省人大代表杨丽提出，非遗保护“不能简单遵循经济效益最大化的逻辑”，而应建立政府、社会、市场协同的新路径。民进中央则建议“职业传承”模式，将重要非遗传承人认定为“人间国宝”，同时打通非遗技艺传承与学历教育的通道。这些探索都为非遗保护注入了新活力。

　　非遗传承的道路或许依然崎岖，却已然看得见希望的曙光。毕竟，文化传承从来不是简单的技术复制，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——只要对话还在继续，文明的火种就不会熄灭。

　　作者：刘晓涵（宁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2024级卓越班）